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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山見證蒙漢情深

2017-07-14 14:35 | 河南日報 | 手機看國搜 | 列印 | 收藏 | 掃描到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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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荊山村,居住的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他們唸唸不忘的故鄉有兩個,一個在河南中南部的平原地帶,一個在廣袤的蒙古草原。

馬禿塔兒墓冢

元代墓碑正面拓片

繪圖/王偉賓

平頂山市湛河區東南部的沙河之濱,有一座綠意盎然的圓形小山丘,名叫荊山。在荊山南坡,綠樹叢中,有一個與山同名的村落——荊山村。

那裏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周邊村莊的人們沒什麼兩樣。如果不是荊山頂部那座元代貴族墓冢,誰都無法將眼前淳樸的村民,同蒙古族聯繫在一起。

他們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卻生活在中原腹地,早已適應了中原的勞作方式和生活習俗;他們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卻並不懂得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他們唸唸不忘的故鄉有兩個,一個在河南中南部的平原地帶,一個在廣袤的蒙古草原。

700年歲月匆匆,他們在河南生根繁衍,和當地百姓通婚交融,血脈相連。

◎獨特習俗

7月4日,荊山村。已近小暑,烈日炎炎,蟬鳴不絕,村子街巷少有行人。

68歲的村黨支部書記、蒙古族人馬德強,正在家裏以民族習俗招待遠方來的客人。

宴席上,馬德強把滿杯酒雙手敬到客人面前,然後將戴著一枚銀戒指的右手無名指,浸入酒杯,蘸酒後,彈地、彈天、彈向客人,再把無名指點在自己和被敬者的額頭上,雙手合掌,表達祝福。客人也重復一次相同的動作,將酒一飲而盡。

這個風俗的形成有多種説法。其中之一,相傳源於成吉思汗父親也速該的一段經歷。蒙古乞顏部首領也速該在一次歸途中,參加塔塔爾人的宴會,被人趁機在酒中下了毒。也速該中毒臨死前,囑咐兒子成吉思汗不忘報仇,也交待兒子不能沒有防人之心。

成吉思汗完成了父親的囑託,也讓後代養成了獨特的飲酒習慣,他們戴上一枚銀戒指,是為了驗毒,提醒自己時刻處於戒備狀態。

時刻處於戒備狀態的習俗,還有蒙古族的“秘葬”。《蒙古秘史》一書記載,蒙古族葬禮簡單,刳木為棺,墓地保密,埋入地下,不起墳冢,不設標記。

元末明初學者葉子奇,在《草木子》一書中記錄,元朝皇帝下葬時,通常會掘出一道深溝埋葬死者,然後驅使千萬馬匹,踏平原地,殺駱駝以血祭奠,再派千名騎兵守護,等到第二年春草繁盛,葬地和周邊的草地融為一體時,才撤帳離開。

西元1245年出使蒙古的義大利羅馬教廷使節普蘭諾·加賓尼,在他的《出使蒙古記》一書中,也有過相似的描述:“他們秘密地到空曠地方去,在那裏他們把草和地上的一切東西移開,挖一個大坑,在這個坑的邊緣,他們挖一個地下墓穴。放入死者後,他們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蓋在上面,恢復原來的樣子。”

蒙古族秘葬後,地面了無痕跡,連成吉思汗究竟下葬在何處,也成了歷史之謎。雖然有無數人去苦苦探尋,還是無功而返。元代15位皇帝陵墓和貴族墓址的具體地點,同樣鮮為人知。

正因為如此,留存在荊山之上的那座元代貴族馬禿塔兒墓,成為全國較為少見、中原地區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蒙古族墓葬之一。

◎遷徙中原

或許,那是一個冬日的黃昏,古道之上,胡琴幽幽,10多輛馬車緩緩而行,蕩起一路風塵。

車隊的主人,是年過五旬的馬禿塔兒。按照13世紀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在《世界征服史》一書中的考證,馬禿塔兒是成吉思汗的五世孫,在忽必烈問鼎中原建立帝國時,立下過赫赫戰功。他深受倚重,被任命為蒙古侍衛親軍千戶,正三品昭勇大將軍,守衛大都(今北京)。

元成宗執政後,馬禿塔兒的身體每況愈下,他厭倦了宮廷爭鬥,無心為官,便上書辭官,獲准後解甲歸田。那時,他的眷屬都在范陽(今河北定興縣),離京城太近,容易受到反元起義的威脅。他的兩個弟弟西汗傑兒、宣帖木兒相繼在南陽任職,都居住在昆陽(今葉縣),他想和他們團聚,就帶著20多口家眷,舉家南遷,定居在昆陽北的荊山腳下。

與其他執政中原的蒙古貴族不同,馬禿塔兒十分重視與當地漢族居民保持良好的關係,堅決反對蒙古族人欺負漢人。

周作人在《談龍集·序言》一文中,引用《越諺》卷上的一首元初歌謠,反映蒙古貴族強行佔有漢人初夜權的野蠻之事。馬禿塔兒規定,漢族人新婚,由漢族人鬧房三日,夜不熄燈,禁止蒙古族人的侵擾。

清康熙《葉縣誌·山川》記載,大元至元丁亥年(西元1287年),葉境大旱,禾苗乾枯,百姓焦急。馬禿塔兒帶著隨從,徒步到荊山以南的河山上,祈雨建廟,旱情很快緩解。此後每逢乾旱,他都前往祈禱,據稱多次應驗,一時傳為美談。清同治《葉縣誌·山川》也記載山上的白龍井與白龍廟的故事,“白龍井,遇旱禱雨,常得甘霖,井側有廟,元范陽侯禿塔兒所建也。”

元大德(西元1297年—1307年)末年,馬禿塔兒病逝在荊山的家中。至正九年(西元1349年),他被追封為“范陽郡侯”,朝廷按照漢人習俗,派五品官員督建墓石、神道碑、翁仲(石人)、華表等,賜進士楊德民書寫碑文。

記者出荊山村北,步行數十米,就到達了荊山山頂。只見高崗之上,墓冢纍纍,參差錯落,荒草萋萋,拇指一般粗的荊條盤根錯節,墓群裏佈滿元、明、清三代的墓碑和石刻。其中最大的一座墓冢中,長眠著馬禿塔兒,墓向為西北—東南,冢呈圓形,穹隆頂。墓前的三通碑,分別是元至正年間、清乾隆年間和上世紀80年代所立。

元代墓碑正面,四列豎排大字:“大元,故宣武將軍,右翊蒙古侍衛親軍千戶,可贈昭勇大將軍,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禿塔兒。”墓碑背面文:“正南至正頂墳塋四百四十步,松柏千百株有餘。”

墓前兩根華表石柱,是清乾隆年間複製的,每柱頂有一尊石獅,刻有對聯:“鳳落金梧,五里荊山埋玉樹;鶴歸瑤島,千年華表集仙靈。”

馬禿塔兒在此,他的後輩族人先後來“陪伴”,逐漸形成一個40余畝的家族墓群。

廣西師範大學楊匡和博士考證説,馬禿塔兒的墓地距離故居大約是440步,碑文透露出的主要資訊,是一系列元代職官名稱、碑主、碑文書寫者、督修官、立碑時間和一些歷史事件。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從民族來源角度、民俗學角度、人物傳記角度,對荊山村的馬氏蒙古族展開研究,他們所徵引的、最重要的碑刻歷史文獻,就是馬禿塔兒墓地的幾通碑文。

◎蒙漢交融

記者在荊山村走訪,偶爾能看到高顴骨、濃眉闊臉、帶有蒙古族人相貌特徵的村民,一些人家裏,懸挂著成吉思汗畫像。問他們是否知道自己的民族特徵,村民笑了,多少有些茫然。

一本厚厚的《馬氏家乘》,記載了馬禿塔兒之後,馬氏家族人丁繁衍的故事。國家圖書館地方誌家譜文獻中心給這本書有過評價:“是蒙古族落居中原、繁衍生息的寶貴資料。”

作為整理人之一,馬德強翻看家譜,細説從前。

元朝末年,烽煙四起,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將徐達攻克通州城,攻佔元大都,元代隨之覆滅。

中原大地的漢族人一片沸騰,蒙古族的馬禿塔兒五六世孫,深感大難臨頭,他們在當地村民的幫助下,掩碑逃離,躲過險關。

馬禿塔兒的子孫,以先祖所在的蒙古部落“哈麻(音)赤”部落中的“麻”(音)為姓,給自己改姓為“馬”。

終究是故土難離。明成祖朱棣時期,民族矛盾日漸緩和,原來四處隱匿的馬禿塔兒七世孫,開始公開身份,回遷荊山村,為祖先修墳立碑,與漢族通婚,重建家園。

漢族人教他們開荒種地、紡線織布、修房蓋屋;他們教漢人騎馬、摔跤、射箭。馬氏後裔習武修文,禮教傳家,培養出幾位當地有名的大儒。在馬禿塔兒的墓地,有兩通清代石碑,鐫刻著清乾隆皇帝誥封馬氏後人馬盛麟、馬周的聖旨。

《葉縣誌》記載,清代沙河多次改道,荊山村隔壁的胡莊村,因為地勢較低,數次被淹,村民在馬氏族人的幫助下,到荊山上躲避洪水,洪水過後,馬氏族人捐出糧食衣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平頂山湛河區委宣傳部長張德民介紹,新中國成立後,荊山村與附近的胡莊村、衛寨村合為一個荊山行政村。官方統計表明,荊山村蒙古族人口,從上世紀50年代的400多人,增加到現在的1300多人。

1995年,著名蒙古族演員斯琴高娃來平頂山參加全國第二屆曲藝節。其間,她來到馬禿塔兒墓前祭拜,她一點點擦拭墓冢穹頂的塵埃,潸然淚下。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任崇岳在《中原移民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到,元代政令統一,尤其是四通八達的驛站,把山水迢迢、素無來往的各族百姓聯繫到了一起,那時遷入中原的蒙古、畏兀兒、回回等少數民族,至少在30萬人左右。他們通過更改姓氏、通婚的方式,與漢民族融合,並逐漸改變生活習慣,認同儒家文化,最終形成了中原地區民族融合的繁盛局面。

時光悠悠,世事變遷。生活在中原腹地荊山村的蒙古族同胞,在中原文化的滋養下,早已與當地人融為一體,成為民族大團結的一個縮影。1987年,荊山村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評為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

今天的荊山村,家家院落乾淨整潔,房前屋後樹影婆娑,逐水草而居的馬背生活,早已成為遙遠的記憶,他們耕讀傳家,春種秋收,看炊煙嫋嫋,聽雞鳴犬吠,一粥一飯,祥和安樂。(記者 趙慎珠 張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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