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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藥價格到底能降多少?專家:實際降幅或在2%-6%

新華社照片,北京,2018年7月22日
   抗癌藥,不只是降價這一件事——一粒藥的困境如何破解
   新華社發

今年5月1日至今,中國實施抗癌藥等藥品“零關稅”已超過3個月。“救命藥”買不起的問題是否得到緩解,備受外界關注。

抗癌藥實際價格下調幅度有多大?哪些關鍵因素影響降幅?如何能進一步擴大此類藥品的可及性?近期,業內專家進行了深入分析。

抗癌藥價格到底能降多少?

從今年5月1日起,進口抗癌藥品關稅降至零,原16%增值稅可選擇按3%簡易納稅徵收。有部分患者和媒體甚至解讀為,“‘零關稅’和增值稅減按3%徵收,相當於藥價能降低近20%”。

那麼,降稅政策在抗癌藥品終端零售價格上到底能體現出多大的降幅?對此,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副院長丁錦希、講師李偉,從專業角度進行了分析。

上述兩位專家經測算後認為,大部分抗癌藥品實際價格下調幅度主要集中在2%-6%之間。

降幅為何沒有公眾期望的那麼高?

為什麼實際價格下調幅度沒有公眾期望的那麼高?專家分析,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降關稅涉及品種範圍小。在原有關稅稅則中,進口抗癌藥品中的單克隆抗體和其他生物製品原關稅即是0%,並未産生影響;同時,小分子化學藥品原關稅為2%,降為零後對價格僅有小幅度影響。

二是增值稅計稅依據發生變化。假設A藥品出廠價800元,經銷商以1000元/盒的價格銷售給醫療機構。在這個環節降稅前16%的“一般納稅”是以企業購進和銷出價格的增值部分200元為計稅依據,應納稅32元/盒;3%的“簡易納稅”則以單筆銷售金額1000元/盒為計稅依據,應納稅30元/盒,所以降稅前後差額僅為2元。因此,由於兩種納稅方式計稅依據不同,應繳納增值稅率不能簡單認為“降低了13%”。

三是對於國産藥品,不存在關稅的影響,有些生物製品2014年底前就已採用了3%的簡易辦法徵收增值稅;也可能會有企業經測算後仍然選擇按照16%的增值稅繳稅。這些情況下稅改政策對終端價格都不會有影響。

哪些關鍵因素影響降幅?

丁錦希、李偉認為,一般來説,稅改政策對企業稅費負擔影響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

首先,與流通加價率呈正相關,即“加價率越高,降稅政策效果越顯著”。

仍以前述A藥品為例,在出廠價(800元/盒)不變的情況下,若經銷商提高加價率,以1200元/盒售出。降稅前應納稅64元/盒,降稅後應納稅36元/盒,差額為28元,遠大於前述舉例中的2元。

其次,與流通交易環節呈負相關,即“流通環節越多,降稅政策影響越小”。

當前述A藥品出廠價與終端價格不變,但是由經銷商經過流通企業再銷往醫療機構。假設經銷商以900元/盒的價格賣給流通企業,流通企業以1000元/盒的價格賣給醫療機構,降稅前應納稅32元/盒,降稅後由於出現了兩次交易,應納稅57元/盒,反而出現了增長。

此外,3%“簡易納稅”無法對企業運營過程中相關成本(如倉儲和管理成本)進行抵扣也會削弱降稅政策的最終效果。

專家分析稱,當前中國藥品行業上市公司平均利潤率在14%-18%左右,即使按本次降稅對終端價格的平均影響為4%左右計算,如果企業不調價,將明顯提高企業利潤率。

專家認為,國家主管部門還應與企業充分溝通,在核實藥品流通各環節的真實加價和開票納稅情況的基礎上,指導企業精準測算藥品價格降幅,合理降價,既保證將降稅額度全部讓利於民,又不干擾市場正常運作機制。

提高抗癌藥可支付性,下一步怎麼做?

在專家看來,此次降稅政策是中國政府提高抗癌藥品可支付性“組合拳”的第一步。與此同時,政府應建立價格調控引導機制,全面提升治療嚴重疾病的高值藥品可支付性。

一方面,從需求側著手,構建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完善醫保目錄動態調整機制,發揮醫保“戰略性集團購買”能力,促進高值藥品以合理支付標準儘快納入醫保。如近期國家醫保局正在開展的抗癌藥品醫保專項談判工作。

另一方面,從供給側出發,促進優質仿製藥在專利到期後快速上市,利用市場競爭機制引導藥品價格下降,這是降低抗癌藥品價格的根本之策。

例如,2018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改革完善仿製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希望通過仿製藥品質與療效一致性評價等措施促進仿製藥研發、提升仿製藥品質療效。

此外,國家醫保局正在部署醫保目錄內抗癌藥物集中採購工作,發揮“以量換價”引導藥品價格調整的作用。

專家認為,只要堅持“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持續不斷推進政府多部門的綜合施治,抗癌藥品的可支付性一定會日益提升。(完)

延伸閱讀:抗癌藥0關稅百天:藥價降沒降?為何感受不明顯?

自今年5月1日起,中國實施抗癌藥等藥品“零關稅”已滿百日。三個多月來,多地多部門多措並舉,通過醫保準入談判、省級抗癌藥專項集中採購、加快境外新藥審批流程、納入醫保等舉措,力促民眾買得到、用得起“救命藥”。

18個抗癌藥納入談判 9月底前完成

7日,國家醫療保障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新一輪抗癌藥專項談判穩步推進,經過60名腫瘤專業臨床醫生投票遴選,並徵得企業意願,最終18個藥品確定納入談判範圍。

這些藥品覆蓋了非小細胞肺癌、結直腸癌、腎細胞癌、黑色素瘤、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淋巴癌、多發性骨髓瘤等多個癌種,是治療血液腫瘤和實體腫瘤所必需的臨床價值高、創新性高、病人獲益高的藥品。談判工作將於9月底完成。但負責人表示這些藥品大部分都還處於獨家專利藥保護期限內,談判難度非常大。

國家醫療保障局醫保組牽頭人 熊先軍:

要通過談判和企業達成一個降價協議,企業能夠承受這個價格,醫保基金也可以承擔。

據國家醫保局介紹,2017年納入醫保的17種抗癌藥品,在談判納入醫保目錄時價格大幅下降,平均降幅達到57%,總體處於全球較低水準,醫保資金已經累計支付了159億元。

抗癌藥零關稅百天,藥價降沒降?

今年5月1日,國家對進口抗癌藥實施降稅政策,湖北、北京、遼寧、甘肅等多省份都對抗癌藥進行了降價,政策紅利已經開始逐漸落地,惠及多地患者。但也有人表示並沒有感受到藥價的變化,對此,制藥企業稱,主要是因為進口藥品普遍存在數個月的存貨,稅收政策調整反映到終端價格有一定的滯後性。同時,各省的招標採購週期通常為1-2年,合同期內醫院的採購價格並未發生變化。國家醫保局要求前期進行國家藥品談判的12家企業,對藥品價格進行重新測算,經過財稅專家復核後,已經與企業就調整後的醫保支付標準或挂網採購價格簽署了補充協議。

專家建議建立藥品入醫保評估體系

我國醫保已經覆蓋95%以上人群,但是醫保是基本醫療保障。專家建議,針對藥品進入醫保,國家應該建立全方位評估體系,評估的範圍不僅是藥物療效和安全性,更要包括整個社會的支付能力和進口藥的經濟效益比,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醫保資金的安全性和可持續性,同時減輕老百姓看病就醫的負擔。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 沈琳:

並不是所有的進口藥都是好藥,這個藥物是不是特別必需,不可取代。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沈琳教授認為,針對罕見病以及有明確靶點的治療腫瘤的進口藥物,可以通過減免臨床試驗等優惠政策加快進口藥在中國上市。同時針對中國高發或者多發人群的疾病,可以為國外藥企開啟綠色通道,使他們能夠迅速地在中國做人群臨床試驗,試驗後,有了中國人群樣本數據再進行上市,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用藥安全性。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 沈琳:

如果只是把西方人群的資料直接用於中國人會出很多問題的,包括劑量和用法,都要進行改型。

國産抗癌藥:創新仿製齊頭並進

國家對進口抗癌藥實施降稅政策,其中一個出發點就是倒逼國內藥企加快創新。從長遠看,國內患者要及時用上好藥、新藥,國産藥的創新能力和水準是關鍵。

2017年,通過國家醫保談判,36種藥品納入醫保,這其中包括赫賽汀等17個腫瘤藥。以赫賽汀為例,價格從2萬元降到了7600元,加上醫保報銷後,患者最少只用1500元左右就能買到藥了。藥品降價後,使用的患者明顯增加。

8月4日,國家醫保局召開藥品集中採購試點座談會,談論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製藥替代原研藥,圍繞通過一致性評價藥品帶量採購展開從而推動藥價的下降。自2015年起,中國啟動仿製藥一致性評價工作,對已經批准上市的仿製藥,按與原研藥品品質和療效一致的原則,分期分批進行品質一致性評價,仿製藥需在品質與藥效上達到與原研藥一致的水準。

據統計,我國已上市抗癌藥品138種,2017年總費用約1300億元。要降低抗癌藥品費用,同樣重要的是支援鼓勵國産藥研發創新。我國于2008年啟動實施了“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截止2017年底,已立項課題1700多項。

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 史錄文:

中國藥品95%以上還是以仿製藥為主,儘管現在處在一個仿製藥向創新藥轉好的時期,但是這個路還很漫長,我們必須構建一個藥品的生産、研發、流通、監管的完整。(央視網)

延伸閱讀:抗癌藥減稅效果如何?14種藥品調價降幅3%-7.8%

抗癌藥增值稅降低、進口抗癌藥零關稅的政策自5月1日實施以來已過去3個多月,政策效果是否顯現?

澎湃新聞注意到,自6月底開始至今,湖北、江蘇、河南、甘肅、遼寧、廣西、北京、上海等省市藥品集中招標採購網均已發文,阿昔替尼、克挫替尼、紫杉醇等抗癌品規均有3%-10%降幅,個別藥品如地西他濱甚至有超過50%降幅。

8月9日,澎湃新聞從國家醫保局獲悉,此次抗癌藥減免稅政策的影響下,共有14種抗癌藥(包含進口藥及國産藥)的終端價格將會有所下降,下降幅度為3%-7.8%。

中國藥科大學的一份研究成果顯示,經過測算後,大部分抗癌藥品實際價格下調幅度主要集中在2%-6%之間,並沒有公眾期望的那麼高。

“稅改雖然能從一定程度上降低價格,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藥企的定價還是遵從市場,資本是趨利的。”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政策專委會副主委劉軍帥説。

包括劉軍帥在內的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抗癌藥品要大幅度降價,仍然要靠國家談判“以量換價”或者“以質換價”。

目前,國家醫保局正在開展2018年獨家抗癌藥進入醫保目錄的專項談判,共有18種進口、國産抗癌藥進入談判,最終談判結果將在9月底出爐。

澎湃新聞從國家醫保局獲悉,針對抗癌藥降價還有多種方法,正在齊頭並進,包括談判進入醫保目錄、稅收減免、集中招標採購和推進仿製藥等。

減稅對抗癌藥價格影響多大?

早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前夕,2018年5月1日起,已有多個抗癌藥品開始在關稅和增值稅上享受國家稅收減免優惠。

此前,財政部、海關總署等部委聯合發佈《關於抗癌藥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針對名單中吉非替尼、注射用曲妥珠單抗等103種抗癌藥和51種抗癌藥品原料藥自2018年5月1日起,減按3%徵收進口環節增值稅,企業可選擇按照簡易辦法依照3%繳納流通環節的增值稅。

2018年4月1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曾明確提出:從2018年5月1日起,使我國實際進口的全部抗癌藥實現零關稅;較大幅度降低抗癌藥生産、進口環節增值稅稅負。

上述政策的落實會帶來多大實惠?

近日,澎湃新聞梳理各省市已公佈相關藥品調整清單,發現湖北、江蘇、河南、甘肅、遼寧、廣西、北京、上海等省市調整品規數量從7種到30余種不等,其中來自跨國藥企輝瑞公司的10余種藥品價格調整基本在列,包括非小細胞肺癌ALK靶點藥賽可瑞、腎細胞癌用藥英利達、大腸癌用藥開普拓等。

輝瑞公司的藥品價格降幅均在3%-10%,以治療非小細胞肺癌ALK靶點的明星藥賽可瑞(克挫替尼)為例,從原先的44925元降到43178元一瓶,降幅為3.89%,顯然,對於不少固定每個月藥品花費在5萬元左右的ALK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而言,不到2000元的降價顯得有些杯水車薪。

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政策專委會副主委劉軍帥向澎湃新聞分析稱,理論上這次稅改給藥品價格帶來的調整在10%左右。

而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恒鵬曾在接受北京商報採訪時也解釋:“進口關稅原來在2%-5%,增值稅如果按照30%的差價來算的話,17%的增值稅也就是五六個點。從這個角度看,關稅最多降3個點,增值稅下降其實也就5個點。所以實際上,稅的取消最多也就讓藥價下降8個點左右。當然不能説這沒意義,像肺癌使用的藥物月平均費用達到2萬元左右,下降8%也是1500元左右。有作用,但不像預期的那麼大。”

劉軍帥同樣認為,稅改雖然能從一定程度上降低價格,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藥企的定價還是遵從市場,資本是趨利的”。

甚至,包括劉軍帥在內的一些業內人士均向澎湃新聞分析認為,部分主動調整的藥企可能是迫於政府的壓力進行微調,針對當前的主要矛盾,仍然要靠“以量換價”或者“以質換價”(以仿製藥形成競爭壓力)。

研究測算:大部分抗癌藥品價格下調幅度在2%-6%之間

8月8日,針對此次稅改後降價,輝瑞公司企業溝通部工作人員回復澎湃新聞稱:輝瑞積極響應國家政策,目前正根據不同省份和不同産品的具體情況,與有關部門和業務合作夥伴積極溝通協商,爭取儘快將有關稅率的降低讓利於患者。

而針對具體降幅的影響因素,輝瑞並未詳細回復,僅表示目前各省價格調整的申報工作正在進行中,部分省份的調價工作已經完成,“輝瑞將繼續積極支援和配合有關部門持續改善創新藥物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的努力”。

根據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副院長、教授丁錦希,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講師、博士李偉的研究成果——《抗癌藥稅改政策對終端價格影響的探討》,經過測算後,大部分抗癌藥品實際價格下調幅度主要集中在2%-6%之間,並沒有公眾期望的那麼高。

主要原因一是降關稅涉及品種範圍小。在原有關稅稅則中,進口抗癌藥品中的單克隆抗體和其他生物製品原關稅即是0%,並未産生影響;同時,小分子化學藥品原關稅為2%,降為零後對價格僅有小幅度影響。

二是增值稅計稅依據發生變化。假設A藥品出廠價800元,經銷商以1000元/盒的價格銷售給醫療機構。在這個環節降稅前16%的“一般納稅”是以企業購進和銷出價格的增值部分200元為計稅依據,應納稅32元/盒;3%的“簡易納稅”則以單筆銷售金額1000元/盒為計稅依據,應納稅30元/盒,所以降稅前後差額僅為2元。因此,由於兩種納稅方式計稅依據不同,應繳納增值稅率不能簡單認為“降低了13%”。

三是對於國産藥品,不存在關稅的影響,有些生物製品2014年底前就已採用了3%的簡易辦法徵收增值稅;也可能會有企業經測算後仍然選擇按照16%的增值稅繳稅。這些情況下稅改政策對終端價格都不會有影響。

而一位連鎖藥店的相關人士曾透露證實,公司內部在進行核算後發現,增值稅的改變對於其所在藥店而言,稅費不降反升,“過去4000元的藥品,以藥店5%的毛利,徵收17%的稅也就是34元,但是按簡易計稅3%,調整後藥店相當於一次性在進貨環節繳納120元的稅。”

前述中國藥科大學學者的文章也進一步認為,降稅對價格的影響與流通交易環節呈負相關,即“流通環節越多,降稅政策影響越小”:當前述A藥品出廠價與終端價格不變,但是由經銷商經過流通企業再銷往醫療機構。假設經銷商以900元/盒的價格賣給流通企業,流通企業以1000元/盒的價格賣給醫療機構,降稅前應納稅32元/盒,降稅後由於出現了兩次交易,應納稅57元/盒,反而出現了增長。此外,3%“簡易納稅”無法對企業運營過程中相關成本(如倉儲和管理成本)進行抵扣也會削弱降稅政策的最終效果。

該文章認為,雖然降稅對企業的利潤並無太大吸引力,但部分企業體現出了充分的社會責任感,目前已經有輝瑞、西安楊森、諾華等企業主動申請調價。

文章建議國家主管部門還應與企業充分溝通,在核實藥品流通各環節的真實加價和開票納稅情況的基礎上,指導企業精準測算藥品價格降幅,合理降價,既保證將降稅額度全部讓利於民,又不干擾市場正常運作機制。

新一輪國家談判有18個抗癌藥品種在談

曾在諾華等制藥公司就職多年的業內人士劉明(化名)認為,相對於複雜的稅費及企業成本計算,對於患者終端支付,抗癌藥品能否列入醫保更重要。

“只有進入醫保的藥品才會大賣,政府與藥企談判可以平均優惠40%左右,進入醫保目錄後醫保資金再報銷70-80%(此處指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報銷比例不同),患者才能吃得起藥。”劉明説。

而劉軍帥認為,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想要降低藥品價格,應該要把握“以量換價”和“以質換價”。

具體而言,以量換價是指在當前獨家抗癌藥沒有替代品的情況下,通過增加採購量或者進入醫保擴大市場規模,促使藥企有降價的動力;而以質換量,則是形成歐美、日本等地的原研藥“專利懸崖”,即在專利到期後,迅速推出有品質保證的仿製藥上市,對原研藥造成競爭壓力,那麼進口藥廠將會有維護市場份額的訴求去主動降低藥價。

澎湃新聞注意到,河南、甘肅等地藥品調整清單中,跨國藥企西安楊森的達珂(地西他濱)從10327元降到4996元,降幅超過50%,被不少人認為是減稅政策下的降價典型。

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原研藥品于2009年獲批在內地上市,2012年國內藥廠正大天晴等生産的地西他濱仿製藥同樣獲批上市。

中國醫藥工業資訊中心PDB數據庫顯示,2017年正大天晴的地西他濱首倣藥晴唯可市場份額已經超過原研藥達珂,在不斷擴大的市場規模中,仿製藥已經佔據60%的市場。

2017年,地西他濱在人社局藥品目錄準入談判後被納入醫保,意味著市場規模將進一步擴大,而西安楊森此次大幅度降低地西他濱價格,更應該被解讀為“以價換量”的市場行為。

而類似的原研藥大幅度降價,在美國、日本市場同樣在專利到期便會出現,大量“物美價廉”的仿製藥得以上市,大大拉低了藥品價格,形成“專利懸崖”。

但劉軍帥指出,當前國內藥廠創新能力仍然不足,很難在短時間內形成“專利懸崖”,即使有仿製藥上市也無法保證品質與原研藥相差無幾,並不能對原研藥形成真正的威脅。

在無法“以質換價”的情況,“以量換價”則成了當前主要的談判手段。

據悉,目前國家通過談判進入醫保目錄、稅收減免集中招標採購、推進仿製藥等多個手段來共同作用,針對不同的藥品促進降價。

一名接近醫保局的知情人士透露,2018年談判與2017年談判有質的分別,涉及到一些獨家抗癌藥品種,想要降價非常難,但是通過進入醫保目錄按照比例進行報銷,才能讓患者減負終端體現出大幅度降價,“而對於已經進入醫保目錄的藥品,也仍然可以通過各省市集中採購進一步壓低藥價”。

據悉,新一輪談判已經有18個抗癌藥品種在談,但具體會降價多少以及是否進入醫保,結果需要到9月底才能揭曉。(澎湃新聞)

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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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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